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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食品风险报道的价值悖谬(3)

归档日期:04-24       文本归类:非自反性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社会学家们也洞察到:“通过利用潜在的冲突和知识之间的缺口,事实可能会被隐藏、否认或歪曲,而流行的可能是相反的观点。”[4]同时,互联网使坏消息全天候24小时不断更新——坏消息已经民主化,并不加区分地将新闻和谣言同时进行传播,这增加了全球风险治理的难度。人们无法预先对风险加以控制,也无法预知风险究竟会有多大。在对争议性风险的报道中,知识信息传播的两难境地值得深思。

  风险议题常常经由媒体报道或危机发生才进入受众的视野。近年来,致癌、有毒食品的新闻通常先由国外媒体或科研机构曝光,国内媒体转译、跟进,国外媒体加温,相关产品出现市场危机,问题公司危机公关,最后由权威机构对风险予以确认或澄清。风险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常常呈现出非线性、指数性增长特点。尽管风险报道是指向未来,但公众却愿意将其“风险预言”等同于即刻的危险。一旦风险在恐慌中转化为现实危机,传播效果逆转必然导致传播的价值功能悖谬。与受众的风险想象相联系,风险报道的杀伤力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心理因素(恐慌)远远大于生理因素(疾病),比如2005年4月“高露洁牙膏致癌”风险。

  风险经由媒体传播并影响大众,其危险性常被夸大或曲解并具有牵连性,即与该风险类似的对象受同质牵连、一种风险导致相关风险的爆发的因果牵连、恐慌使得人们把风险人为扩大到那些根本不存在风险的领域的扩散牵连。如果说危机是一种现实的危害,那么,风险则是一种社会建构与文化定义。政府与专家的信息披露、受众的风险想象、媒体的报道等共同定义了风险。受众的风险想象,强化了风险的牵连并扩散为全球风险,这与风险情境以及受众的经历、文化、心理体验等密切相关。

  符号学理论为解读风险报道的价值悖谬提供了另一理论路径。符号的意义运作以“隐喻”和“转喻”为主要手段。传媒关涉“风险”意象的“能指”,经由环境的暗示、上下文的勾连以及受众的风险联想,加之人际传播的扩散,导致了风险符号或象征的能指与所指的毗连性的泛化,符号的替代功能予以强化和扩大,最终导致恐惧心理和风险文化蔓延。

  因此,“我们不怕危险的可能……害怕的是一种个人的、非理性的恐惧”。[5]受转型期社会心理承受能力限制,这种非理性“恐惧文化”与媒体的复制和夸大,必然导致风险传播的“蝴蝶效应”。

  转基因、染发剂等并不能等同于疾患,但企业常利用广告策略和传媒手段降低风险的“社会能见度”,其背后的利润诉求与健康风险不容忽视。“风险”已成为政治动员和新闻报道的重要符号,风险社会需要人们在意识、制度与传媒等层面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增进对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及其社会后果的理解。风险传播的价值悖谬实际上比上述报道个案更为复杂,吉登斯指出:“荒谬的是,散布谣言对于减少我们面临的风险可能是必须的。然而,如果这种谣言真的减少了风险,那么它就真的成了谣言了。艾滋病就是这样的例子。”[6]

  政治民主与新闻改革提供了更多定义风险的机会,但媒体仍面临结构上的限制。我国传媒受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以及降低自身风险的需要,针对“洋品牌”的风险报道持续升温。记者不了解也无力调查微妙的科学辩论,热衷于时效性而忽视信息的完整性,径自放大、重复危险画面而遮蔽了其它社会事实;商业化竞争驱使媒体过于追求戏剧性或追逐两极的看法;截取并放大碎片化的信息,同时配以轰动性的标题,加剧了风险恐惧并引发危机……不同的风险情境造就了媒体风险沟通的效果差异,风险报道也常常遭受社会的诟病。

  然而,少数媒体的风险放大以及公众对风险的反应过度,并未否定传媒风险预警功能。媒体应努力促进“科学与民众对话”,科学与理性精神内化于日常报道中。记者的精神脊柱是人性,记者不能仅仅充当科学信息的传播者和解说者,更应当充当人类根本利益的捍卫者。

  风险传播指向的不是单一科技的安全问题,而是未来的世界图像与选择。受众期待的完全安全只是一种理想状态,风险报道要根据“剂量决定毒性”的原则区分“食品含有害物质”与“食品有毒”。置于风险情境中的媒体应当小心求证,而不应成为另一种风险源。因此,媒体作为风险沟通重要角色应采取自律性与主动性的预防性原则。“风险”和“忧虑”凸现了在现代人的心理紧张并成为研究风险决策的重要维度,媒介对潜在风险随时警惕并适时警示,传播应该融入“自反性”现代化进程,促进人类社会有效的风险沟通。

  [1]【德】乌尔里奇·贝克:《“风险社会”再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第47页。

  [2]【德】乌尔里奇·贝克:《“风险社会”再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第51页。

  [3]陈绚:《谈新闻悖论》,《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1期,第54页。

  [6]【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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